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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通过复杂的历史进程看儒学和王权主义问题

    中华五千年 2010年06月14日10:56 (来源:中华五千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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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 学界早就提出要超越“五四”,但历史似乎举步维艰,並没有前进多远。读张先生《论儒家政治伦理妨碍现代民主法制建设》(《中华读书报》2010.3.24)一文,好像又回到了“五四”。文章是针对方朝晖先生的观点的,给人的印象,双方都好像仍还是“五四”时的思维方式:一方基本肯定,一方基本否定。今天,需要的是以“启蒙”批判儒学,又以儒学接轨启蒙,在批判和接轨中焕发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,发展出新的儒学。这样才是超越“五四”。

        历史上真正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大贡献的思想学说,一定有其真正永恒的思想活力。基督教、佛教、古希腊和儒家、道家思想都是如此。一方面它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产物,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,一方面它又必定含有超越其局限的更深层的文化生命精神,它是两方面的矛盾统一体,只看到一面就会产生错误的看法。

        如同苏格拉底一样,人性和“人”是孔子思想的中心。一个知书达礼、“不语怪力乱神”、有道德、有理想、崇尚知识、带着艺术、诗意的感性光辉的“人”和人的生活被确立起来,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自已独特的基础和方向。政治上,儒学是反法家国家主义的,认为人不是“国家”的工具,不是牛马,不是仅供统治和榨取奴役的对象。“天地之性人为贵。”道徳、礼乐、文化是人的本质。发展与完善这一本质是为政的最大目标。这在精神上是与近代自由主义而非专制主义、强权主义相通的。它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得到了“士阶层”的倾心拥护,得到了一切要使人成为人的人文主义价值观的回应。观察儒学,这是我们应站立的基本点。这个基本点不是可以肢解为互不相联的部分,如道德伦理是好的,政治伦理是坏的,等等。道德上,儒学极重视士阶层人格的培养:要求强毅奋发,反对“乡愿”,反对鄙污、虚伪,反对献媚讨好,“可以讬六尺之孤,可以寄百里之命。”“得志与民由之,不得志,独行其道。”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”“有杀身以成仁,无求生以害仁。”“天不能死,地不能埋。”这些,就是文天祥所谓“正气”,鲁迅所谓“中国的脊梁”。它和政治是连成一体,不可分割开来的。


        张先生认为,儒学的政治伦理使其不能设计出制约王权的制度,这是儒学的致命弱点。但古今中外,所有王权都不是设计出来的,制约它的制度当然也不可能设计出来。历史上,王权是从战争中产生的,是军事组织的变相。王权又是消灭战争、维持社会秩序所无法摆脱的“恶”。在中国,不论是殷、是周、是秦,是刘邦、曹操、孙权、刘备及魏晋南北朝各朝各代以及黄巢、李自成、张献忠和太平天囯,形形色色,都是“王权”——无制度制约的独裁、军事性政权。因为农民也是皇权主义者。正是农民的分散、闭塞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王权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,也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,使之在中国一直是依附性的力量,不能独立。农民反贪官,不反皇帝,反皇帝,不反皇权。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可能存在有任何制约王权的社会力量,因而思想家也不可能设计出制约王权的制度并加以实行。儒家不能,法家等也是不能的。墨子反儒,却主张尚同,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。老子讲“域中有四大:道大、天大、地大,王亦大。”连庄子也认为“君臣父子,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要求儒学制约王权或反对王权,并以此对之进行评价,是非历史主义的。

        王权既不是建立在“性善论”上,也非建立在性恶论上。孔子并非性善论。“民之于仁,甚于水火,水火吾见蹈而死者也,未见蹈仁而死者也。”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”,深感人心不古,一代不如一代。荀子讲人性恶,政权的出现是为了建立秩序,防止争夺。汉儒、唐儒讲性三品。朱熹讲三代以天理行,汉唐以人欲行。“千五百年之间,天地如架漏过时,人心如牵补度日。”王权的腐败、专横、暴虐一直是儒学抨击的对象。在中囯,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的皇权,法家参与和指导了它的缔造(商鞅变法、耕战政策、法术势学说等),儒家是接受者与维护者,尽力所作的是为它提供仁政的为政指导思想,把法家的工具主义、严刑峻法转到教育、文化、礼乐和重视人的生命、福祉。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积极的。这不是以“应然”为前提的主观,不是沙滩楼阁,而是切实努力的“改良”。没有儒学的转化和教育,中国的“王权”更不知会成为什么样子?恐怕更会是军阀、流氓、土匪和愚昧当政,如同唐末五代,社会更不成其为社会了。

        王权在西欧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。秦汉皇权也结束了封建诸侯的战争和割据。西汉知识分子以及柳宗元、王夫之都称赞为“天假其私以行天下之大公。”(指郡县制、科举制、治权向士阶层开放)修万里长城、开运河、兴水利、办学校、消除匈奴侵扰、保卫中原文化、华夏文明、促进民族文化融合,也是在皇权下完成的。评价王权,要看到王权的两重性。在南北朝,在金、元——蒙古人、清人,使其融入华夏共同文明上,儒学起了重大的作用。

        明末和近代出现了可取代秦汉皇权的新历史条件。这时,黄宗羲写了《明夷代访录》(血泪控诉专制、家天下,希望以东林党式的乡绅、学校结社制约皇权),康有为写了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大同书》,谭嗣同写了《仁学》,魏源写了《海国图志》,盛赞他粗粗了解的美囯总统选举制。这是儒学之内真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开出的新思。认为儒学只会顽固地坚持等级尊卑、封建保皇,是片面的、表面的。

        孔子人称是“圣之时者”。今天宣讲儒学,无疑应把孔子人道、人文主义的为政理想、伦理道徳、家庭价值与个性解放、人格尊严及公平、正义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自由思想相结合,发展为时代的新儒学、新仁学。《易传》说:“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(和谐)”,而人心自古以来就是争公平、正义、自由、民主、个人解放和权利的。奴隶制被推翻了,因为它完全不给老百姓以权利和自由,人只是牛马、工具。封建宗法制也被消灭了,因为它虽比奴隶制好些,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学术完全由氏族贵族垄断。秦汉的郡县制、宰相制、贤良荐举制、科举考试制、精英政治及自耕农和工商私营,给了人们更多的权利和自由,在中国维持了两千年。但它也被推翻了。孔子在春秋战国之交,“有教无类”,“学而优则仕”,“礼下庶人”,实际是站在打破氏族贵族垄断文化、政治、经济,要求向“士”开放权力的时代潮流前面的,是站在争自由、权力的历史一边的。黄宗羲等近代之真儒学亦是如此。今天我国的市场经济和国际化进程已使人从农村、家庭宗族的保护下脱离出来,成为个体、自由劳动者,进入公司、企业等契约、法权关系的网络中,如果讲儒学,仍只讲“三纲五常”、伦理、义务本位、贤能精英统治、为民作主,那当然会成为民主、法治的阻力,但这也不是真精神的儒学了。

        超越“五四”,既要和新的价值观念接轨,同时又要保持孔子儒学之人学的内核和传统,这是复杂的历史进程,但却是可能而应该努力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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